对话陈传兴_摄影个展_台北_展览
栏目:公司风采 来源:竞技宝测速网站 作者:竞技宝测速 发布时间:2022-07-04 09:11:28
对话陈传兴_摄影个展_台北_展览

  舞踏 1980(日本现代舞先驱大野雄一在法国南部演出 陈传兴用宝丽来拍摄)

  陈传兴1952年出生在台北,今年67岁。从20岁开始,摄影创作就一直伴随他。但拍完后,他从不展示这些照片、甚至连自己也不去看,而是小心翼翼地保存着慢慢积累的底片。直到60岁后,才把它们从黑暗中拿出来,开始整理、归档,并展览这些影像。

  台北士林区的外双溪边,陈传兴的摄影工作室就藏在一片粉灰低矮的民居中。附近片区多有民国将领后代聚居,没有捷运,颇为安静。我们到达那几天,外边的天空、溪水都清朗透彻,十分舒畅。

  “台北以前是个湖,这片都在湖底。沿着这个堤岸走就是雨农桥,过桥有个古遗址叫‘芝山岩’,日据时期还有个学堂。再往西走上山,就是故宫博物馆。”陈传兴跟我们介绍着周围的情况。因为身体瘦弱,近两年他开始习惯持仗走路。

  工作室安置在这边已有五六年,一层是日常办公区、看片室,十分简朴;而地下则是一整层“土豪级”的传统暗房。陈传兴之前在北京、上海个展的所有摄影作品,都是在这里冲洗、定调、装裱好,再运送出去,严格把控每一幅作品呈现的品质。

  说到为什么40多年后才来曝光这些老底片,有些伤感,“银盐时代的确要过去了,如果再不拿出来,它们可能真就随着银盐时代的终结而掩埋”。另一个原因,60岁后,步入老年的陈传兴,感受到了时间的急迫。

  于是,他做了个长达十年的摄影展计划,按时间线年一个。有点像一个小说家,来写自己的生命。

  1. 第一个展览《未有烛而后至》,在2015年实现。主要是陈传兴1976年出国前,大学时期的摄影,拍摄对象在台湾各地;

  2. 1976-1981年法国留学前半段的黑白摄影,除了巴黎,还有在欧洲、美国拍的;

  4. 拍立得系列,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到拍立得停产前,陈传兴其实拍摄了大量的彩色拍立得;

  5. 最后一个展览,陈传兴回到了他的家人。“因为我蛮晚结婚的,就会从我小孩出生一直拍。到那个时候,展览假如能够办到的话,我可能都八十岁了,小孩都二三十岁。也等于是我整理我自己的一种家庭史吧。”

  陈传兴从小家境十分优渥,是个“少爷”;同时,他也是个“反叛者”,台湾70年代的疯狂文青——长发、蓝牛仔、凉鞋,20岁出头浪遍大半个宝岛。

  高二高三时,家人给了他一部柯尼卡相机,开始是玩玩。后来还真的想拍,就去买了一个尼康 ,在家里弄小暗房,学习胶片冲洗。到了大学,开始订购大量国外的摄影杂志、摄影书,完全自学摸索。1972年,陈传兴进入老的辅仁大学,台湾第一个大众传播系,他是第二届。但专业课没怎么念,反而在老辅大图书馆的地下层,看了大量当时的“”——鲁迅、巴金,30年代文学,还有许多民国时期的小说、刊物。

  拍自己长大的地方——台北市的各个角落。那时候台北车站还是日据时期留下的老建筑,其中一张木构楼梯上的场景,不同年龄、族群的面孔集结在楼梯上,在斜光下,就像一个剧场。“我当下就按下了快门,就那么一张,没有再多拍。”

  还有一个重要的拍摄地跟“死亡”相关——台北边界的观音山。70年代,观音山脚下的小镇芦洲,人口流失、衰颓没落,山冈遍布坟场野地。大三时,陈传兴的父亲意外过世,就葬在那里。

  父亲的离开,对整个家族和陈传兴自己,都是一个很大的转折。那段时间陈传兴就经常从学校坐车去观音山,拍下许多跟丧葬、仪式、坟墓有关的照片,“白天那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意味,像冥界。最灿烂的正午阳光下,死亡就在那里。”多少有一种哀悼吧。

  陈传兴花2年,完整记录下芦洲小镇,并在1975年大三时,在台北的幼狮艺文空间做了一个摄影展《芦洲浮生图》。这可能是台湾第一次有人这么疯狂地做纪实摄影,尽管好友阮义忠几乎是唯一看过这个展览的人。

  就这样,当同时代的同龄人还忙着青春恋爱,陈传兴却一路从“死亡”出发,越跑越远,甚至到了兰屿这样鲜有人至的离岛拍照。那时候去兰屿,有点像我们现在去西藏。

  那几年,陈传兴几乎每个夏天都会去兰屿,“兰屿那时候不太有汉人、本岛人去,都是原住民,所以他们还蛮友善。”跟原住民一起住在村子里,陪孩子们玩耍,顺便拍照。

  除了原住民,还拍了不少重刑犯。那时兰屿离岛上,有开放式监狱,犯人们就在室外自然中劳动,盖公路、海港……而旁边就是太平洋。

  他也跟着戏班流浪。“这种野台戏,他们完全属于另外一个世界,就跟我在兰屿看到的一样。”

  后来1978年,陈传兴甚至还拍了一个16厘米的纪录片,用台语、现场收音,主角是一个反串的“乾旦”,现实中他也是一个同性恋。那个年代,同性恋是不光彩、在社会上备受压抑的人群。

  月波水榭Ⅰ 1975 银盐相纸(荒场林家花园 林本源园邸,宅邸建于道光27年,1847,花园建造于光绪年间历时五年,光绪19年完工,宅邸和庭园为有清朝江南园林建筑在台最重要场址。)

  从死亡的观音山,到流浪的戏班子,再到林家花园,少年陈传兴凭着一股野生的劲头,拍下70年代台湾各个不同社会阶层、甚至不同族群,留下珍贵影像。

  而对陈传兴自己来说,大学以前,他的人生路线就是从家里到学校,几乎没有踏出过台北市。大学几年的疯狂流浪、探索、摄影,让他发现原来台湾这么小的一块岛屿,有那么多不一样的地方,“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成长的成年礼”,也像是远行前的告别。

  不久后,少年陈传兴,带着一批拍完的交卷底片,飞离台湾岛,开始他法国十年的求学。

  其实早在1972年高三时,陈传兴就决心以后要去法国。要知道那时候的台湾青年,家境好的一般当完兵后会被送去美国留学。被问为什么笃定法国时,陈传兴半开玩笑地说:“我一直很讨厌美国,而且觉得怎么会有这么蠢的事,你要交那么贵的学费,然后你出国人家还考你,考托福、考你语言。后来我听说法国念书不要钱。”

  他当然也知道,自己要去法国念电影,法国有那么好的新浪潮导演,有雷乃(Alain Resnais)、戈达尔(Godard)等等。

  那时期大陆还没开放,中国台湾留法的又极少,真的念完、做完研究的就更少了。陈传兴可能是唯一二亲历70年代法国思想盛世的华人。

  他先在法国国立装饰艺术学校(Art Deco)念摄影,那是法国第一个有摄影系的学校。后来转到录像(Video Art)。接着他到巴黎三大念戏剧、当代文学的硕士。再又到高等社会学院,做电影研究的博士论文,师从符号学之父麦兹(Christian Metz)。

  巴黎10年,从24岁到34岁,在人格塑造的重要时期,陈传兴全面接受了西方教育、文化的冲击和洗礼,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门。

  “你几乎很难想象那么多的大师在那里。我举一个比喻,像拉康的一本论文集,厚厚的将近700多页,谁都看不懂,可以卖到二三十万册,畅销书。福柯的书也是畅销书,罗兰·巴特也是畅销书,那时候的畅销书是这种畅销书。”

  “那一年德勒兹(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,1925-1995)他要开始讲电影,大家就会冲到巴黎八大去听。

  德里达(当代法国最重要亦最受争议的哲学家之一,1930-2004)的课是四五百个人的,像剧场一样,都是一两个小时前去抢位子,还有很多外国观光客来拍照,觉得他们来到大师这边到此一游,教室里面闪光灯一直响一直闪。有时候人太多,警卫还会来让出安全通道,就像现在的歌星一样。”

  1976到1980时期的法国,被称为 ‘诸神的黄昏’,这些大师其实已经逐渐老的老,死的死。福柯是艾滋病,但是大家又不愿意接受他的艾滋病。罗兰·巴特,下完课走在路上被车子撞死。新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研究者阿都塞,自己把他太太勒死在学校的宿舍里面。

  “到后来整个伦理的瓦解,疯狂。你在那样的环境里面,你只要多加一点注意,多加一点倾听,多念一点东西,多多少少人都会改变。”

  作为一个想在法国找到一条路的亚裔留学生来说,陈传兴巴黎的生活无疑是异常充实的。

  70年代的巴黎,每周都有300多间电影院在放电影,四五百间剧场有歌剧在演。图书馆七点多就在排队,下大雪也一样。除了正常上课之外,陈传兴上完课就逛书店、看电影。 看完之后就开始去电影资料馆(La Cinémathèque ),或者看歌剧、音乐会、舞台剧,就这样一直忙,忙到大半夜,有时候赶不上地铁,他然后走路回家。

  在台湾时,陈传兴摄影全靠自己摸索,而现在他到了摄影的发源地,在学校接受专业摄影训练,更重要的,是每周去法国国家图书馆,看它收藏的摄影原作。

  “它在一个楼上四楼,你进去就填单子,你要看什么?然后等下人家就推车过来,戴着白手套,把你要的就一盒一盒搬到你桌子上。你就自己往那写笔记,他们都不管你,看完以后,你可以再继续填,然后他再推过来。”

  这些细节点他都还一一记得清楚,他还记得收藏版画跟摄影部门的主管叫Marie,一个法语讲得零零落落的东方学生,会去找他聊,解答疑惑。

  摄影的技术和视野,及对摄影史的整体认识,他差不多在那两三年内高度压缩完成。

  陈传兴当时在巴黎有住不同的区域,上学路上,他每天随身带着相机,几乎每天都在拍。

  可能是大学时养成的兴趣,他拍了非常多的劳动者:屠夫、牧羊人、铁路工人、卡车司机……还有一包一包背着运煤的劳动者,甚至还有看厕所的人。还拍了那时非常多的北非的阿拉伯人、黑人。“我就觉得他们很美,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,或任何特殊意图。最重要就是拍的时候那种光线,那种场景。”

  那个来自台湾本土、野生粗放、完全自学的少年陈传兴,与来到摄影发明地、经过严格训练与大师洗礼后的青年陈传兴,一野一雅,相互碰撞、渗透。他自己为这一时期摄影的眼光,取了个贴切的名字叫“混血观看”。

  拍得越来越多,底片越积累越多,陈传兴担心如果底片不冲的线年前后他在巴黎又没有暗房,于是就用最简单的暗袋把底片冲洗好,然后像文档一样归档存放。“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一定会把它们放大放出来,以比较正式的方式。”

  除掉阴差阳错搞丢的胶片,前后应该有六七百卷以上,一万多张。多年后,这成箱的冲好了的底片,又跟随他被带回台湾。

  今年9月,陈传兴即将举办计划中的第二个展览,这些巴黎求学时的黑白摄影,也即将被揭开,曝光在众目睽睽中。

  在他的工作室,我们得以一窥还未正式披露的部分巴黎时期的照片。睁大眼睛、看这些照片的细部,成千上万微小的银盐颗粒紧密相拥,饱满、细腻、优雅,浑然天成。

  为什么他要把这些底片放那么久?有个原因,银盐工艺太复杂,温度、水、个人的习惯,放出来的照片会天差地别。陈传兴一定要等到一个稳定的、专业的暗房环境才放心。

  于是,有了现在这个“土豪级”的传统暗房:一长排冲洗池,有五六米长;对面整齐排列着5、6台不同型号的底片放大机,Leitz, Beseler, Kaiser, Omega, Durst……在他看来,每一台放大机都有不一样的性格,再加上放大机的镜头有尼康的,有罗敦司得的,有各种参数组合,来决定底片的状态。

  陈传兴对传统银盐工艺有一股超人的执着,亲手冲印,苛求每一个步骤中精细、微妙的差别,这是一种职人的精神。

  定影之外,陈传兴还做照片上色Toning,通过转换黑银为彩色化合物,将黑白影像深色区域改变为特定色彩,比如棕褐色,过程非常复杂。

  一张拍摄于法国车站的照片,银盐冲印,因为天空部分曝光处理较复杂,陈传兴与助手冲印出75个不同调的版本,从中选定一张定版,再对外公开展出

  但近两年,因为眼睛视力衰退,他便请到一位厉害的暗房老师,这两三年由他负责整个银盐冲印,陈传兴最后再来定调。

  一般每个底片,会放10张不同调的照片,从中来决定一个调子。最多时,甚至一张底片冲印出75个不同版权,最后定一张。

  “尤其在这个银盐快要消失,快要被数码取代的时候,我们希望能求到一个绝对完美的影像,可以保存100年的博物馆等级。”

  1986年,陈传兴决定回到故乡。“当时有很多机会留在法国继续做研究,也不是非回来不可,也许因为家里母亲都在,不晓得……人生很多事情你觉得定了,就往前走。”他到现在也无法说清,到底为什么做下这个决定。

  24岁去,34岁回来,整个生活习惯、思维方式都已改变。但法国十年,孤独感对他来说早已不是问题,而是已经内化到了他的生活和生命里。

  当时陈传兴回来,好友阮义忠找他对谈在法国十年所学,编书《摄影美学七问》。这本影响了几代中国摄影师的启蒙书,其中有五问都是陈传兴的回答。1992年,陈传兴顺手写了本艺术评论集《忧郁文件》,一出来就奠定了他在台湾艺评圈的地位。

  还有个重要的转变,陈传兴的身份从从一名学生变成老师,先后在台湾艺术大学、清华大学任教,是副教授。

  在法国经历了那么多大师那么有趣的课后,轮到自己当老师时,陈传兴的上课风格也是十分“异类”。教书25年,开了150多门不同的课,喜欢的学生极其崇敬他,当然还有一批不喜欢的从不去上他的课。

  他可以一整个学期就讲范宽的《溪山行旅图》,再一个学期讲郭熙的《早春图》。开精神分析的课,陈传兴从弗洛伊德最早的著作,把他的全集一直讲到底,讲完之后,再讲他的学生,讲拉康、讲荣格……

  因为嫌弃弗洛伊德的《精神分析词汇》翻译得差。后来他索性自己开出版社,跟三个学生一起把这本书翻译出来,两个法国原作者也都很开心。日本版花了八年才翻完,他们用了不到三年。

  2012年,法国政府颁发艺术与文学勋位“军官勋章”给60岁的陈传兴,获过这个等级勋章的华人前有贾樟柯、施南生,后有梁朝伟等。陈传兴在台上显得有些腼腆,而夫人廖美立着实为他感到欣慰,发了条微博感慨:“还是法国安慰了他,那一条寂寞的道路!”

  陈传兴博士时,研究的是符号学电影方向,学成回到台湾,就想拍电影。但剧本都写完了,最后没能拍成。没想到,20多年后的2015年,他担任总监制的文学纪录片系列《他们在岛屿写作》,引发两岸轰动。

  陈传兴说出发点很单纯,“就想要赶快保存或抢救这些重要的作家、文学家。因为每个人年龄都逐渐大了,在这个网络时代,前一代的文学家其实逐渐会被忽略。”陈传兴想通过电影,让年轻一代重新去发现这一批代表性的文学家。

  一般传统纪录片英文翻译为Documentory,但陈传兴把这系列文学纪录片称为“Docufiction”, 多出“fiction”虚构的成分。

  “我们每一部拍摄其实都有剧本,要决定叙述线的发展,导演、文学顾问一起参与。”

  其中,他亲自执导的关于周梦蝶先生的《化城再来人》,惊艳无数人。周公在台湾文坛,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,一种非常高的存在。除了在荧幕上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周公而感到震撼之外,大家也发现原来中文纪录片还有这样一种拍法。

  片中,由周公穿越台北这个城市,他一天的生活历程,来浓缩、回顾他整个一生,把他的生命、信仰和诗之间的关系融入其中。

  郑愁予、周梦蝶之后,是中国古诗词重要研究者叶嘉莹先生,片子正在后期制作中。这样,陈传兴串起了自己文学纪录片的“诗人三部曲”:诗与历史,诗与信仰,诗与存在。

  陈传兴向来低调,2015年因为个展和新书《银盐热》,破例在北京密集社交、频繁受访后,便迫不及待回到台北,继续安静地读书与创作。

  陈传兴与廖美立,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前合影(两人相识多年,于1998年结婚。廖美立曾参与创办台湾诚品书店,是吴清友的创业伙伴,并在诚品工作19年。后为方所书店总顾问。现与陈传兴一起负责台湾行人文化实验室与目宿媒体,为《他们在岛屿写作》系列策划人。)

  现在,陈传兴和夫人廖美立、两个孩子,平时住在阳明山上,自己造的房子,收养两条流浪狗,吃隔壁老农种的菜,日子简单。

  一生特立独行、把自己形容为“怪物”的他,也许因为美满的家庭生活的滋养,整个人的状态越发儒雅、温和。

  放眼两岸三地,其实很难找到一个参照物来比较陈传兴。因为他这40多年的积累,实在太庞杂浩大,摄影、文学纪录片之外,他横跨的领域包括但不限于:戏剧、精神分析、语言学、符号学、美学、哲学、艺术评论……

  这些年来,他几乎每天从家到工作室,除了准备下一个摄影展,更多时间便待在满墙书的工作间,他说与书里这些已经不在的几千年的幽灵打交道,更开心。

  “我现在算是进入老年了嘛,暮年,三四十年一直在想,一直在累积。我一直想在走完这个人生之前,至少做到我最关心的几个课题。

  另外一个我思考了几十年,花了蛮大功夫一直想做的,就是死亡的问题,中国人怎么看死亡?从三礼,礼记,仪礼,周礼,一路下来到西方的《涅槃经》进来,有佛教进来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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